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曾多次使用“社会奇迹”一词，来提示一个值得关注、需要解释的中国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社会体制变动中，中国发生了诸如价值规范大转折，数百万职工下岗，数亿农民流动，土地/城市大开发，社会急剧分化……这样的一系列社会剧变，可是，总体而言，社会群体之间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城市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人们的生活秩序看似也没有崩溃……所有这些，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类似的疑问，也多见于人们的各种讨论中，它们有时被表述为一个有关社会稳定的问题，如网民在微博中发出有这样的疑问：“为何在国外随着经济发展的新阶层，必然会追求政治权力，可为何在中国富人居多，却只能沦为土豪？（在）没有中层阶级而且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却如此稳定？”而在国际观察家和学者们眼里，中国这些年来持续的“稳定”甚至被形容为一个“神话”。一个国家的“稳定”被视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这既可能是因为现实背离了人们的预想，也可能是因为它对某些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理论构成了否定性经验。类似的学术命题在中外历史上不乏先例。如20世纪初的俄国，在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等人主政下，政府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体制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这期间沙俄经济曾持续高涨，且出现了持续的安定局面，这被称为“斯托雷平奇迹”。

01社会稳定性：一个充满歧义和挑战的命题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稳定”首先是执政党明确规定的政治要务，[2]是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在日常生活中，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安定团结”等等，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与此相对照，在社会科学领域，怎样避免将“稳定”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秩序感，并避免将其完全视为一个描述性概念，这是研究者需要自觉的。“稳定”一词的概念化，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基于相关的学科理论对其作出规范的定义，确定其内涵及属性特征等，同时也涉及如何区分如“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等不同的稳定类别。在此基础上，从事定性或定量的实证研究的学者，才可能有效地设计出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以及可资测量的变量组等，以此研究并判断社会的“稳定”或“不稳定”。

虽然“社会稳定”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问题，但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的稳定性问题成为一个显著的课题，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学术现象。20世纪后期开始的非洲、拉美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的大转型，让学术界开始关注相关过程中各国发生的各种冲突或相对的。

具体到“社会稳定”，这多少可说是一个由“政治稳定”议题带出来的议题——在对稳定性问题的持续讨论中，关注经济/政治秩序的学者们意识到：所谓政权稳定性及政治稳定性的问题，背后所涉及的，不仅有利益冲突，还有价值冲突。虽然强制性权力确实是一种强大的稳定来源，但稳定体制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在共同价值领域的表现，政权的稳定、权力的行使需要由社会成员普遍持有的价值来支撑；稳定是一个多方面的社会政治综合体，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取决于各种社会群体融入政治体系的状况。

转型国家的稳定性问题也将社会学有关社会稳定的理论重新带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之中：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那里，“社会稳定”议题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系统，亦即联结个体、群体和制度的模式化的关系网络，它是人类整体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现状与它被希望的状况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被认为是判断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的主要依据，而社会稳定的形成和维持有赖于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一个稳定的社会通常意味着它是形成有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而成员间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的必要条件——相对于传统社会中共同体内部的机械团结，现代社会由社会分工（涂尔干）或知识分工及社会合作（哈耶克）等而形成有机联结。

此外在社会学者眼里，稳定性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任何社会或社会系统都不可能在完全稳定的环境中运作。社会学有关社会团结的功能理论，给出了有关“社会稳定”议题的中观层面的探讨路径。

另一方面，相对于功能主义视角，在系统论的视野中，社会稳定意味着社会系统本身的状态，包括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运行状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均衡状态。当我们今天将“稳定性”问题放到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框架中或背景下来思考时，我们需要借助宏观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对组成整体社会的各个系统——包括政治、经济、家庭/亲属群体、意识形态这些社会系统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动的分析，来理解转型国家的“社会稳定”的问题，亦即将其理解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层面上的稳定”问题。

据此，在不少以转型国家的稳定性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中，区别于一般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等概念，研究者开始用“政治—社会稳定”概念来定义这样的社会稳定。在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或研究机构设计的各种“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中，对政治、经济、社会及价值规范等状况的综合考察，是较普遍的测量方法。[3]与此同时，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发展研究领域，围绕导致经济增长成败的相关因素研究，相对于宏观经济学早期的“政治冲突”研究，“社会—政治冲突”研究已经被一些学者视为更为有效、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

此外，由于社会的城市化、个体化，以及社会联结方式等的变化，近年来，“个体层面的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稳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个体层面的社会稳定被理解为人的生活结构的状态和不变性，它的功能在于防止进一步的危害，帮助个体维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联系。从“作为个体的人”的角度出发，社会稳定是指能够给社会中所有的人提供他们所有的基本需求，让他们过着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充满激情的生活，有公平、平等的无障碍卫生和教育的机会。

当我们将“社会稳定”落实到人的生活、人的社会状况等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时，那么，将“社会稳定”从一般描述转变为最终目标，就需要将有关的条件和目标设计为清晰、可区分、可控、可衡量的指标。这样的社会稳定指标应该包括与人的生存/生活、交往、发展等息息相关的人口状况、社会网络、社会交往、平等权利、社会参与、社会资源等等各个方面的数据。

“社会稳定”到底是什么？基于上述的介绍和分析，笔者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稳定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等符合社会期望和社会秩序的运行状况，及这种运行状况的不变性、可持续性，它包含了整体社会、社会子系统以及社会个体的多个层面。

02既有的学术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与中国的社会转折同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以及法学等学科在中国被迅速恢复，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变革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化研究。同时期，在国际学术界，由社会科学研究者担当主要角色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演变趋势作出新的说明。除了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现代化范式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东亚后发国家”“后社会主义国家”等这样一些理想类型以及相关的研究范式，也一一被用作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这其中，如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以及转型理论，成了解释现实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转型”“经济增长”等现象的主要范式。

在此过程中，由中国的“稳定之迷”对既有理论假设形成的挑战，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作为“特例国家”的种种联想。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国家体制的延续和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似乎也为国际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政治思想史等领域的“中国例外论”提供了佐证。事实上国际学术界的中国例外主义还被吸纳到了中国的国家话语之中，成了“中国特殊论”的观念支持和学术盟军。后者在为中国决策者提供牵引力和合法性时，起到了一定的学术作用。

“威权韧性”

这些年来，试图在学理层面破解中国稳定神话的学者，提出了若干学术命题。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是围绕“威权政权为何能持续”而展开的讨论。

在相对宏观的层面，曾有学者就威权政权的稳定性提出了“三大支柱”的解释框架，即合法化、强制和合作这三个因素，其在社会变动过程中的内部增强、外部加固以及相互强化等，构成了一些威权国家免于崩溃的内在逻辑和稳定机制。类似的三支柱分析方法，也被用以解释中国的稳定。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体系的相对稳定与活力基于这样三个支柱之上：一个确保经济增长的、成功的发展型国家；进行制度调整与保证政策执行灵活性的能力；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所支撑的合法性。

在相关的研究中，人们已不再倾向于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作比较，无论是比较政治学学者还是中国政治专家都更倾向于将中国与其他过往或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威权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以寻求解答关于政权适应性和政权韧性（而非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诸多疑问。在此过程中“威权韧性”，又译作“威权复原力”）成为一个极具辐射力的概念。一党执政的国家的强制力，权力集团基于历史经验的适应性和回应性，它对于新生社会力量、精英群体的吸纳力量，以及制度及政策的灵活性，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职能，权力对民族主义的开发和利用舆论和大众政治支持，执政党对媒体的掌控等等，各种观点被用来解释中国政权和政体的稳定。

“精英凝聚力”

除了具有明显的政治学背景的“威权韧性”问题研究，关于威权政体的社会基础，相关的研究涉及了对“合法性”问题的深入讨论。同时，围绕威权韧性的阶级基础问题，一些学者通过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新兴的精英阶层的政治倾向、行为选择等的调查和分析，给出了有关“精英凝聚力”的观点，说明威权政权具有吸纳、整合精英群体的能力，以及制度化的治理技巧，以有效地避免新兴阶层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也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的城市调研，说明政府对不同阶层实施区别化治理的方式不无成效。在这些年来城市的“社区建设”的修辞和居住模式的实践中，政府在制造并满足新兴富裕阶层的住房消费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高素质”人群在居住空间中的自主性需求。在区别化的社区治理中，富人们被赋予更多的自治权，以换取他们对稳定的生活秩序的更大关注。生活于门禁社区中的富裕阶级不再被政府视为“稳定”的威胁，相反他们成了新生活方式和文明市民的典范。

城市稳定

在有关中国稳定的原因分析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对中国城市化运动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探讨。城市在中国的迅速兴起，对于国家主导的资本市场的形成，以及国家政治权力系统的强势重建，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开发，这本身意味着极大的社会风险。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城乡差异的扩大，原有城乡平衡关系的被破坏，会成为社会—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其次，同世界上一些非民主国家一样，中国以往的威权体制建立于“城市偏好”的再分配政策之上，而农民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城市化浪潮有可能冲破既有的城乡再分配的区隔，从而影响到威权政权的生存。最后，大城市具有政治风险，有的学者甚至以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骚乱及“茉莉花革命”为例，说明在政治转型国家，人口在中心大城市的集结，会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定。但是就目前看来，这样一些由城市化直接导致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似乎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应验。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学者注意到，国家对城市日常生活、邻里政治的渗透，还有在居住空间安排以及社区管理方面所采取的一套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是有效的治理方式。（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允许农民向城市流动（逐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偏向”状况）的同时，防止了流动人员抗议示威的大城市骚乱、进而引发威胁政权的政治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借助于既有的户口制度，对城市人口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另外，中国还形成有一个扁平的城市体系，北京、上海之外诸多大城市的存在，让中国可以避免人口向几个超大城市的过度集中。而从城市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者还发现，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力，让政府得以加强基础权力，从而得以增加对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和救济能力，同时在社区层面与新兴社会群体建立政治联系，所有这些都让城市有效避免了政治风险。

治理制度的延续和转型

与上述研究相对照，围绕中国的秩序问题，近年来社会学界不少学者致力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形成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解释。这些研究涉及到了中国治理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及其变化逻辑，如国家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及其延续性，非正式制度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在逻辑，还有“项目制”对原有“单位制”及国家全能式支配体制的功能替代，以及权力合法性等等。

这些研究从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视角出发，从对宏观社会系统的把握入手，将国家治理制度放到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间关系，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间关系等各种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于历史社会学方法，一些学者将问题追溯到中国历史深处，致力于从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某些传统及其历史延续性入手，来说明现实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及政治秩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面对“中国的稳定之谜”这样一个特殊议题，学界不乏对既有学科边界的突破努力，以及在理论、方法上的拓展实践。为了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演变逻辑，研究者程度不同地重新激活了汉学或中国研究的学术路径——或者聚焦于全能/威权国家的政治体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致力于对古老帝国国家支配制度的历史延续性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再发现。

但我们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而曲折的社会转折，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复杂的社会变动的机制和逻辑，研究者多更擅长于基于理论范式的规范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而较少实证性的经验研究论证。而且，虽然“稳定之迷”的问题意识源起于人们对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的预判，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现代化”、“社会转型”这些范畴主要被视作为一种社会背景或理论范式。相对而言，对于它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被分析项）的一面，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关注政治—社会稳定问题以及中国社会转型前景的学者，对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表现出了普遍的偏爱和依重。